援外与父亲
援外医疗是我现在的工作，能有机会用这种方式报效祖国，是我的幸福。和许许多多工作在异国的援外医疗队员一样，自从我参加了援外医疗队，援外与父亲——不论是我的父亲还是身为父亲的我——就变得息息相关，密不可分了。
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农民，已古稀之年，仍耳聪目清，思维敏捷。父亲的一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。年轻时的父亲锋芒毕露，二十一岁就担任景宁县六百多职工的国营化工厂厂长。可惜未满六十岁的爷爷身患绝症，孝顺的父亲只好放弃美好的前程回到农村，担起了家庭的重担。可他即便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也凭着自己的威信和能力，被村民们推选为村支书，一做就是四十年。
得知我院要选派一名放射科医生参加援非医疗队的当天，我在电话里征求父母意见，父亲几乎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去援助贫困的非洲国家，肯定很幸苦，你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，只要你自己想定了，我和你妈会全力以赴支持你。”随即听见母亲在旁边埋怨父亲：“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考虑一下再说。”我知道，母亲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消息。我从景宁调到丽水才两年多，母亲刚刚有些适应，我又要去非洲两年了，母亲总觉得我离她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怎么也抓不住。父亲却说：“这是国家需要他去，我们应该支持。”电话的那头沉默了……,后来二嫂告诉我，当时母亲哭了，父亲一直在旁边劝。俗话说, 儿子在父母的眼里永远也长不大，他的衣食住行、喜怒哀乐、都会让当父母的牵肠挂肚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何况到万里之遥的非洲大陆。父亲每次接到我的电话都饶有兴致地询问很多问题：医院工作情况、马里风土人情、还有助手的具体情况，还几次问我助手的家去看过没，马里人对中国人尊不尊重。我告诉他马里人对我们很友好时，父亲很高兴并反复交代:“工作要细心，服务态度要好，决不能看不起黑人，中国医疗队万里迢迢到非洲马里就是帮助他们的。”我告诉父亲我们医疗队工作表现很好，病人很满意，父亲非常高兴。
我作为父亲，援外以来对儿子一直怀着内疚。儿子今年11岁，小学四年级，聪明活泼，调皮好动。儿子是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，爸爸妈妈眼中最难缠的“麻烦蛋”，女同学心目中的小帅哥，男同学眼中的百米小飞人、老师印象中最有潜力的中等生。对于我现在的援外工作，儿子一开始坚决反对，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：“非洲有很多很多艾滋病人，很多的传染病，你去会生病的。”他还不能理解“舍小家，顾大家”的道理，也休想让他明白“先天下之忧而忧、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大道理，我只能告诉他一些浅显的道理：非洲人民生活很苦，医疗条件很差很差，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，会有很多没钱看病的穷人，失去亲人。儿子听了，沉默不语，就算同意了。我知道儿子平常最富有同情心了，譬如，散步看到街边有擦皮鞋的老奶奶时，总是拉着我一定让老奶奶擦皮鞋赚钱，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很欣慰，然而，我知道儿子心里还是舍不得我走。每次想到要离开他在相隔万里的非洲，一呆就是两年，我的心里就变得沉沉的，不舍、内疚……五味杂陈。
至今，我仍常想起出发前儿子不厌其烦重复的两句话：“爸爸你要早点回来，一定不能生病。”我答应了他。我还清晰记得车子开动的那一刻，儿子紧紧抓着他妈妈的手傻傻的站着，看着缓缓开动的车……
来到非洲以后，通过不太便捷的网络电话，我或多或少能了解一些儿子的情况。时间长了，真想回家看看儿子个头是否长高了许多（儿子在电话里说半年长高了许多），硬笔书法是否大有长进，中国象棋是否真的学了绝招；出发前我曾承诺一年后回家陪他一个月，他几乎每次在电话里都要重复那句话：“爸爸你怎么还不回来，一年怎么这么长？”每次都问得我鼻子酸酸的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
儿子调皮捣蛋，常常贪玩，忘了做作业，我这个当父亲的远在非洲，对于儿子的教育，分身乏术，力不从心，再焦急也是鞭长莫及，经常听到电话那头母子俩不和谐的对话，我只能在电话里充当他们的调解员，儿子虽然虚心接受，但总是不能坚持，这也难怪他，毕竟只有11岁。只有父母互相协作共同承担教育孩子的义务，才能更有效地引导孩子改正不良习惯，但这一切现在只能由妻子一人承担。每想到这一点，每经历一次这样的电话，我的心情就变得非常沉重。
父亲对我的支持，使我以援非报效祖国的梦想成了现实：可我的援非工作也伴随着许多无奈，给儿子的学习和课外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。然而父亲是儿子眼中的一座山，烈日下的一片云，雨天的一把伞，父亲的一言一行都是儿子学习的榜样，是儿子心目中的偶像，我相信我的援非工作会给儿子增添神秘感和自豪感，能让儿子的同情心、爱国心得到升华。
马尔格拉队 张一平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