报告人：龙泉市档案局局长 朱志伟
各位领导，同志们：
大家好！
我叫朱志伟，在龙泉市档案局局长的岗位上已度过了11个春秋。11年的工作磨练，造就了我对档案事业的深深热爱，我由一个档案工作的门外汉，成为一名熟悉档案工作的专业人员。
档案工作是被一些人认为是边缘化的工作，档案局在一些人眼中是清冷的部门。2003年刚上任的时候，甚至有人跟我开玩笑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年轻就等退休啊？”我心里明白，这是一个容易被人遗忘的部门。
难道档案局真的是无事可做吗？档案工作真的就不重要了吗？就在这时，病重的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，把我叫到床前，对我说：“志伟啊，不要看不起档案工作，档案很重要，妈妈就是因为当年找不到精简下放的档案证明，而没有及时得到复工复职。” 不久，母亲就这样带着她一辈子的深深遗憾走了。母亲生前的那番话深深地触动了我，对呀，档案不仅是一个地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录，而且它还关乎个人的命运，有时一张小小的纸片，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天大的事。我怀着对母亲的深深怀念，思考着、琢磨着，渐渐地，一个为百姓解忧、为群众服务的档案工作思路在我脑海中清晰了起来。
新馆建设是我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。按照原来的规划，2000平米的新馆也只能让档案馆由原先的“小仓库”变成个“大仓库”。难道一个档案馆的功能仅仅局限于一个“文件仓库”的功能吗？在跟同事们调研考察了外地的档案馆之后，我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设想，那就是把档案馆由“文件仓库”转型升级为“服务百姓的窗口”。那些日子，我和班子成员一道，把全部精力投在了新馆功能转型的设计论证中，反复与设计单位沟通，不断优化设计方案，积极争取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。最终，将新馆面积由原先的2000平米增加到了4000多平米，增加了查阅利用、陈列展示、社会教育等为老百姓服务的功能和空间。
建设“民生档案数据库”成为我们将档案服务百姓的功能落到实处的关键举措。为配置一系列较为先进的硬件设备，在单位经费紧张的情况下，我一方面想方设法争取上面支持，另一方面缩减支出，自己带头落实了一系列的“抠门”政策，同事们一度也说我是个“抠门局长”。我与同事们一起并肩作战，夜以继日，加班加点。2004年底，终于在全省率先完成了土地、房产、山林权证等8类26万页专题档案的全文数字化。紧接着，又完成了跨度30多年的婚姻档案全文数字化。2006年，我们又完成了新安江、紧水滩、滩坑等5个库区3万多页移民档案数字化工作。
如今，老百姓来查找档案，只要轻点鼠标，几分钟就能搞定，真正享受到了“一站式”、“一键式”检索的便利。我清楚记得去年十月的一天下午，一位80多岁的老人，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我们馆，查找当年的工作原始档案。我很快就为他查到了40年前的原始工作档案。老人家无比兴奋地说：“这份档案材料对我非常重要，之前，我辗转了很多地方，都没有查到，想不到今天在你们这里，这么快地就找到了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！”每次看见老百姓急匆匆满怀期待而来，乐呵呵地心满意足而去，我的心里就有一种由衷的喜悦和成就感。从老百姓那满意的笑容里，我看到了“民生档案数据库”真正成了政府服务民生的好平台，这种感觉，比给我什么荣誉都高兴！
几年来，我一直惦记着尚未整理的两万四千多卷民国档案。这批档案占据了龙泉档案馆馆藏档案的近20％，经核实，全都是形成自1858年至1949年间，在全省县级档案馆中，保存最完整，数量最丰富，特别是其中的司法档案更是弥足珍贵，这可是一库房的宝贝啊！
当时，部分档案已经被虫蛀了，脆化现象非常严重，如不及时抢救，就可能彻底损毁。如何保护好、利用好这堆宝贝呢？于是，我一边带领大家全力开展抢救保护工作，尽快建立专题数据库；一边借机与浙江大学合作，实施“民国司法档案”项目研究，并得到政府专项补助300多万元。同时，主动争取到省档案局、省社科联、中华书局等单位的支持，获得国家出版基金1200多万元。经过6年的努力，2012年，《龙泉司法档案选编》正式出版发行，成为我国首套地方司法档案文献，为研究民国时期地方司法提供了历史依据，被专家认定为是继“巴县档案”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。目前，我们这个项目又获得了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资助。
各位领导、同志们，11年前，面对全新的档案工作，我曾经一度有过专业的恐慌，是我身边的同事用淳朴和真诚化解了我的焦虑；是沉寂无声的档案为我提供了学习的平台；是百姓对档案的需求推动着我不断前进。11年的档案工作使我深深认识到：服务群众不分岗位，平凡的岗位照样能干出火热的事业！
谢谢大家！
